城管与小贩

　　本报记者 白云/文 陈建宇/图

　　湖南临武瓜农死亡事件再一次把城管推上风口浪尖，人们对城管的质疑在于，这个机构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意义？城市没有城管能否实现无为而治？

　　距石家庄市区32公里的元氏县城，就曾有过7个月的无城管“小贩自治”阶段。7个月后，城管机构再次设立，从隶属于县公安局到划拨给住建局，从临时工为主，到招聘的事业编制人员。

　　住在这个县城的人们，对于城管是取消还是存在，相对其他城市感触更深：城市要管，关键在于怎么管。

　　城管11年 消失一夜间

　　1998年10月，元氏县城开始有了城管监察大队。“这也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开始有需要的。”元氏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尹慧强说。当时的城管队员，抽调自县工商局、公安局、交通局、爱卫会等机构，来自公安局的张志民担任大队长，这支队伍隶属于当地公安局。

　　让元氏成为无城管县城的变化，发生在2009年。但这一变化却是城管对县城长期管理之下酝酿的一场早有征兆的反抗，据报道称：1998年12月，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在未取得停车场收费经营行为许可、没有合法有效的批准收费文件的情况下，违规取得停车收费许可证。从2005年7月起，该大队对停在元氏县文化宫广场的“村村通”客车按每车每月30元的标准收取停车费。2009年5月22日，城管监察大队大队长张志民擅自将停车收费标准提高到90元，并派人在停车场出入口强行收取，此事经过媒体曝光后，终结了元氏城管。

　　2009年7月，相关责任人被处理，城管监察大队撤销。元氏自此成了没有城管的县城。

　　没了城管的县城有点乱

　　即使作为一名个体经营者，老王也并不觉得没了城管是件好事，“虽然说我们把摊儿摆在门市外头没人管了，可上个街、骑个车，大街上都是乱摆乱放的小摊儿，你也摆我也摆，推着车子都走不动，那几个月吧，就觉得没人管也不行”。

　　老王2007年在元氏县城开门市部卖食品，在没有城管的几个月里，也时常把摊儿支到门市门口，但是作为生活在县城里的一员，城市没人管成了一把“双刃剑”。结束生意的其他时段，包括老王在内，都是城市无人管理之下的受影响者。

　　赵家在县城卖牛羊肉已经有11个年头，最早这家人在县城一所小学门口摆露天摊，被城管到处“撵”，而买下一座二层的门市，结束了流动摊贩的日子。如今门市传到赵家闺女手里，“(无城管阶段)是乱着哩，市中心那几条街，卖东西的把道儿都占满了，哪儿都乱糟糟。开门市的门口都放个冰柜，支个货架子，走道儿都得看着点儿”。

　　退休的李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元氏人，提及没有城管的那段日子直摇头，“哎呀别提了，我家楼下就是大街，小贩们卖东西随便一停就吆喝，顾客买东西拣剩下的菜叶子啥的，打扫不及时，都是苍蝇，味儿大得很，好歹是个县城，还能没个规矩？！”

　　城管，后娘的孩子？

　　市民们的反应，或许也是这个城市的反应。

　　尹慧强办公室有一份元氏县关于设置城管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2010年2月，在经过7个月的空当后，元氏县再次设置了城管。

　　作为现任城管大队办公室主任的胡东博坦言，虽然这支城管队伍依然隶属于住建局，仅仅是内部调任，但他被调任之初有点不愿“接招”。等胡东博在城管大队的工作深入下来，他越来越发现，城管干的活儿，不管被骂不作为，管得多了又被骂管得宽，怎么干都难。

　　作为住建局的附属机构，尹慧强调侃胡东博所在的城管大队是“后娘的孩子”。和有着独立编制的石家庄市城管局比，元氏县的城管大队和市城管局没有任何垂直领导关系，业务上也没有指导关系，元氏城管大队的30名队员都是通过公开考试招聘的事业编制人员，其经济来源是县财政的差额补贴。

　　26岁的杨晓强，退伍后通过考试成为这30人中的一员，这个刚结婚的大男孩，月收入只有1000元出头儿，但他的工作时间从早8时开始到晚19时才能结束，越是吃饭的当口儿，杨晓强和同事们就越得不停地转悠，戴着帽子的杨晓强，脸晒得黝黑，连巡查时骑的小电摩都是城管队员的私人“座驾”。

　　管，就有人不高兴

　　8月2日中午，元氏县槐阳大街和人民路交口，一位大姐的三轮车满载着桃，一位小伙子的三轮车里整筐的葡萄，用不着吆喝，路过的市民就围拢过来，拧一个葡萄尝着，询问着价格，杆秤刚拿下来，杨晓强和同事就走了过去，“快走吧，这不让摆”。

　　没有冲突，卖桃的大姐面无表情地收着秤，慢吞吞拿出一块布盖在桃子上，推着三轮车边走边回头看，卖葡萄的小伙子把三轮车推到杨晓强看不到的拐角，看到一位顾客跟着过来，马上又拿出了秤。“城管不可能钉在那儿执法，你让小贩别在这儿摆了，他换个地儿接着摆，更多的时候，城管的工作很难出成绩，大家看不到城管做了什么，只看到了小贩和城管的冲突。但是只要不管，乱了，就是城管的责任。”胡东博感慨。

　　赵家的门市还兼卖面条，夏天吃捞面的习惯使得面条成为这个季节的热销品。赵家闺女说，要是门口让支摊，市民路过，车子也不用下来，稍微一停，来上2斤面条马上就能走。但是在门市里卖面条，市民就得先停车子问问有没有，再锁车子下来买，这个小小的细节，导致面条案子摆在门口和摆在屋里，一天的销量能差出一袋面，也就是30多公斤的面条。而赵家的小店，一天也就一袋面面条的销量。

　　怎么管才能更公平

　　更让赵家不太理解的不是不让摆摊，而是交钱可以摆摊。赵家闺女介绍说，城管多次让她收回门口的面条摊，最后也就只能在屋里摆，但是交上100元钱，这个摊儿就能摆。“你说你这执法是根据什么？是为了收钱还是管城市？”赵家闺女说到这儿，有点激动地从躺椅上坐起来。

　　老王证实了赵家闺女的说法，老王的门市兼卖羊肉串，就算在自己的门市前摆摊也不被允许，缴纳200元一月的费用后，城管就不再赶他。“给了个收据，看着不正规，反正也不摆多长工夫，夏天过去就不弄了，要就给呗。”老王说，但对于收取200元的标准是什么，他并不知道。

　　胡东博接受采访时说，城管大队并不收取小摊贩的管理费，但是对于多次劝说无效的商贩，要按照2009年实施的《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进行处罚。胡东博说，城管的管理范围包括占道经营、门头牌匾的安装，他指着县城一条街道上整齐划一的门市牌匾说，看，多整齐。红底的招牌宽窄统一，不同的只是上面的名字区别不同的经营内容。对于是不是没了个性的询问，胡东博愣了下说，得先管好吧。

　　谁把城管推上风口浪尖

　　至今，胡东博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城管队伍没有一个像其他单位一样的，从国家级到省级到市级到县级的垂直序列，也没有一个省级之上的法律法规作为执法规范。

　　解决胡东博的困惑，就得从1997年城管队伍的建立开始说起。上世纪80年代，城建、交通、工商、质检、环卫等多个部门都在对小贩执法，“群龙治水”导致了效率低下、重复处罚、相互推诿等各种乱象，当时有一句俗话说，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小草帽。因此，1997年国务院开始推行改革试点，将多个部门的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委托一个部门来完成，这个应运而生的新部门就是城管。北京是全国第一个建立城管队伍的城市。

　　但是城管具体管什么，取决于地方意志，就像河北执行《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这造成全国各地城管的管理内容并不一致。

　　国务院1992年颁布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无照经营。但是，却没有法律明确流动摊贩是否可以申请经营执照，工商部门也没有开放过对流动摊贩的审批许可。

　　2011年，新颁布的《个体工商户条例》里增加了“无固定经营场所摊贩的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这是我国工商方面的法律首次提到流动摊贩，但是，至今也没有地方政府对流动摊贩的合法性问题做出界定。

　　尹慧强认为，流动商贩的存在是有必要的，比如说早点摊总得有吧，元氏县城11.2平方公里，这么多人吃饭的问题得解决，摊贩的存在使得人们的生活确实方便。“就像商品匮乏的经济阶段，没有这么多商品拿出来卖，也就没有城管存在的必要，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经济的发展又有了新的模式，流动的商贩也发生了经营模式的改变，那时候城管队伍自然就会消亡，这种矛盾也就不存在了。”

　　城管队伍每年也有自己的考核，就像环卫工人要保持管辖区域的洁净一样。当一个年轻的城管队员顶着烈日一遍遍劝说摊贩不要在限制区域经营，转回头又看见他换了个地方吆喝，而这就是对城管队员的考核，你能让他怎么办？

　　对于商贩而言，他的流动出现，带来了购买的便利，也解决了自己的就业，甚至就在一秤一秤的过程中，一分分积攒着孩子的学费，你又让他怎么办？

　　尹慧强介绍，元氏县正在酝酿成立综合执法局，职责之一就是涵盖城市管理，届时，元氏城管的管理权限或将扩大。

　　而对于胡东博而言，最实际、最迫切的在于，城管的管理职责急需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支持，拿到法律的“尚方宝剑”，或许城管也更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